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发稿时间:2019-05-10 02:00 来源:立即登录9号赌城平台 阅读量:69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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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即登录9号赌城平台立即登录9号赌城平台立即登录9号赌城平台 与广东的谈判是一场“硬仗”,谈得比较艰苦。朱镕基一行在珠岛宾馆住了十几天,就落实改革方案算细账。时任政治局委员、广东省委书记谢非,谈起分税制改革情绪激动,“中央给广东特殊政策的承诺是十年,包税制要干到本世纪末。取消包干制,还要不要在20年内赶超亚洲四小龙?”对此,朱镕基解释分税制改革方案,讲中央的财政困难,尽快建立新的财政体制和税收体系,希望广东能在这方面带个头。 两个月时间内,朱镕基一行走访了13个省、市、自治区,一个地方接着一个地方去谈,谈判过程异常艰辛。特别是在收入划分和基期年的确定这两个主要利益参数上,中央和地方不断博弈,最终达成共识。 1994年,国务院决定省及省以下税务局分设为国税局和地税局,各省最迟必须在当年8月15日分设挂牌。尽管在这一时间节点前,全国31个省级行政区都分设了国税局和地税局,但各地模式不一,比如上海市在市级层面虽然也有国税局和地税局,但实行的是“两块牌子、一套班子”,在区一级则仅有税务局。而在浙江省则是省一级财政厅与地税局党组合一,行政分设,一把手身兼两职,干部统一调配,在市县一级,财政和地税仍然合署办公。 翁礼华正是实施分税制后第一任浙江省地税局局长。他向《中国新闻周刊》回忆,考虑到分设带来机构增加、人员膨胀、征收成本迅速增加的现实问题,浙江省决定挂牌不分家,以减少局际协调,提高工作效率,降低征收成本。因此,直到1997年8月,浙江省国地税都合署办公,所有国税征收成本都由浙江省地方财政开支。 但考虑到分设后地税与财政仍然是一家,应对单独分开的国税局有所照顾,因此方案确定省局人员按国税60%、地税40%,经费按国税70%、地税30%比例划分。 然而,浙江省很快发现,分税制带来了新的问题,由于财权上移,而事权不变,地方财政开始捉襟见肘,越到基层,财权和事权不对称的问题越是突出。具体而言,在中央将各省的部分财力上收时,各省也上行下效,将地市政府的财力上收,地市一级则将县乡财力上收。结果就是大大削弱了处于低层的县乡一级财力,基层财政越来越捉襟见肘。 数据显示,地方财政自给能力由1993年的102%下降至2006年61%,年均下降3.2%。2005年全国赤字县、市达556个,赤字面27.5%,赤字额127.4亿元。 为了确保基层财政稳定,浙江省财政厅决定从实际出发,不按一级政府一级财政的文件要求实行市管县,而是继续实行扁平化的省直管县体制,以减省中间层级,避免其中的“雁过拔毛”问题。 这一方案直到1995年才被国务院知晓。那一年,时任国务院副总理朱镕基到千岛湖现场办公,为的是解决20世纪50年代移民遗留问题。当时,需要建造环湖公路,以改善上迁移民的生产和生活问题。朱镕基提出,由中央、浙江省、杭州市三方各出资6000万建造这条公路,杭州市的领导当场表示,浙江省实行省管县,杭州市财政出不了这笔钱。 直到一年多以后,各地纷纷出现类似的问题,一些地区甚至出现工资无法发放的窘境,国务院才不再督促浙江省改回“市管县”。后来,时任国家体改办兼专题办主任的刘仲藜作了一个调研报告,肯定了浙江的省直管县的做法,得到中央领导的批示,浙江的做法这才真正得到认可。 实际上,1994年的国地税分设旨在提高中央财政收入比重,保证中央财政正常运转。1994年正式实施的分税制财政体制规定,与收入划分办法相配套,建立中央和地方两套税务机构分别征税。在税收分成上,设定全国统一的税收分成规则,增值税由央地分享,消费税和营业税等为央地各自独享。在征管体制上,分设为国税系统和地税系统,独享的税种各自征收,分享的税种视情况划分征收。 “这一体制明确了中央固定收入、中央与地方共享收入和地方固定收入。既保证了中央税款的有效征收,也提高了地方政府对地方税种的征收积极性。” 中国政法大学财税法研究中心主任施正文说。 改革后的分税制取得了良好的运行效果。中国财政部网站数据显示,国家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995年的10.7%触底后开始出现持续稳定增长态势,中央财政收入的地位则从1993年的22%迅速提升至1994年的55.7%。 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,分税制的施行有其必要性和重要性。施正文认为,分税制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三大方面。一是央地间的财政关系趋向规范。地方收支缺口由中央通过税收返还等转移支付填补,财力分配上体现为“先中央后地方”,根本改变了过去的“先地方后中央”的做法,有助于形成更为合理的财政平衡体系。二是切实提高了中央财政的宏观调控能力,增强了财政体制的系统性、合理性。三是有利于发挥国税系统专业征管能力,同时提高地方税务系统的业务能力和执法水平。 进入新世纪后,出于新经济发展和宏观调控的需要,国家税务总局对中央财政集中和地方税务指导的需求增强,新经济环境对税务机构的办事程序和业务效率提出更高要求,原国地税系统分设制度遭遇了现实发展瓶颈。 中央财经大学税收教育研究所所长贾绍华表示,分税制在当今的经济形势下暴露出三大体制问题,即税收管辖权不清、收入划分比例不合理和机构设置重复,突出表现为央地财事权错配引发的地方税收乱象。由于地方的财权从1993年的78%下降到目前的55%左右,但事权却从1993年的72%先降后升至现在的85%左右,财事权力不匹配带来30%左右的支出缺额,而地方只能依赖于中央的转移支付。 由于中央的转移支付是根据地方实际情况划拨,当划拨不到位时,就会出现“中央请客地方买单”的情况。在这一背景下,地方若认为划拨额度不能满足当地需求,就极易出现另辟蹊径获取财源的做法。近年来中央多次强调禁收的“过头税”,即为地方在时间和幅度上过度征税,以充实地方财政的手段。 “过头税”包括提前征收未来年份的税,或提高税率、随意罚款等,或是将国家的减免税费政策打折扣,巧立名目增设新的收费项目,以及在已经实施的收费项目中过度监管。“这些手段或是加重了当地实际税负,或是加大了地方政府的债务风险,都不利于中央政府的宏观经济管理工作。”施正文告诉《中国新闻周刊》。 此外,分税制原先平衡央地利益的设立初衷,也随着税制改革的深入和计算机技术的发展得到新的解决方案。在新的经济形势下,国地税分设制度也逐渐转变成为机构负担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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